福建商會信息聯盟

足彩4场进球18136期预测:行業研究丨蔡洪斌等:宗族制度、商人信仰與商幫治理:關于明清時期徽商與晉商的比較研究

体彩4场进球怎么买 www.gjzop.com 合作金融之夢 2018-09-13 20:56:18

推薦語:這篇文章的研究思路有幾個鮮明的特點:1.基于Holmstrom和Milgrom(1994)的理論,強調商幫治理作為一種激勵系統的本質。2.注重區分英國關系的邏輯鏈條,區分什么是外生因素,什么是內生選擇結果。3.強調商幫治理模式對商人信仰和地域文化的內生性選擇。


摘要:本文利用近年來發展迅速的激勵理論和歷史比較制度分析理論,對明清時期的徽 商和晉商的商幫治理模式進行了系統的比較和分析,并進一步探討了兩者治理結構的差異的 成因,每個商幫治理模式內部各種激勵手段的互補性,以及商幫治理與地域文化、商人信念之 間的互動關系。?


關鍵詞:徽商;晉商;商幫治理;宗族制度;商人信仰?


一、引言

明(1368~1644 年)中葉以來,隨著商品生產的發展和交通條件的改觀,從事長途貿易的 地域商幫在中國商業發達地區陸續興起。所謂地域商幫,是指以地緣、血緣和業緣為紐帶形成 的松散商人群體;明清時期興起的地域商幫之著名者有徽商、晉商、粵商等,他們在流通領域 活躍了四百余年,對 16 世紀以后的近世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 其中,發端于北方的晉商和來 自南方的徽商以資本雄厚、貿易全國最為著名,所謂“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徽州),江 北則推山右(山西)”。?

晉商和徽商相繼形成于明代中葉,在商貿影響方面旗鼓相當,不分伯仲,時人有“北晉南 徽”之說。 如果我們認真研究其商幫治理結構,卻可以發現許多重大差別。 徽商是以血緣和宗 族關系為基礎,強調在宗族子弟中選拔經理和伙計,依賴隱含契約、族規家法治理商幫內部的 代理關系;晉商是以地緣關系為基礎,整體上放棄了在宗族內部選拔經商人才,遵循避親舉鄉 原則選擇同鄉出任經理和伙計,利用正式的號規約束、用接近現代意義的獎金和股俸制度激 勵商幫成員。中國文化歷來是重視血緣和地緣關系,為什么興起于大約同一時期、受同一國家 文化影響的兩個商幫卻會選擇同一文化中的不同要素,形成如此不同的治理模式?而且,不同 的治理模式并沒有影響兩個商幫所取得的商業成功,這又是為什么?同樣有趣的是,徽商和晉 商所處的地域文化、商人習俗也有顯著差異。 比如徽商“儒風獨茂”,卻又有舉族外遷、并在經 商地修建宗族祠堂的習俗;而晉商推崇“學而優則商”,卻又“安土重遷”,商人極少攜家眷外出 經商?;丈套鈧匾募漓攵韻笫侵祆?,遍設全國的徽商會館都修有專祀朱熹的文公祠,而晉商 凡在異地經營者,一經發展便集資修建關廟,供奉關公。這些地域文化和商人信仰的差異與徽 州和山西兩地商幫治理模式又有什么內在關聯呢??

本文試圖系統地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利用近來發展迅速的激勵理論和歷史比較制度分析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理論,整理和發展了一個對商幫治理進行比較研究的分 析框架。借助這個分析框架,我們對徽商和晉商的商幫治理模式進行了系統的描述和分析,并 探討了兩者治理差異的成因和內在邏輯以及商幫治理與地域文化、商人信念之間的互動。

徽商與晉商作為明清時期最著名的地域商幫分別吸引了大批學者,兩個商幫各自的興衰 歷程、商業活動、商幫文化及其歷史作用多有論著。在商幫比較研究方面,學者或從某個側面進行比較,或就其代表人物進行比較,作整體比較的 不多(王世華,2005)。 現有兩個商幫的比較研究主 要有兩個特點,一是注重史料的收集與比較,但缺 乏深入分析。王世華(2005),張正明(2001)以及劉建生和劉鵬生(2005)以翔實的史料指出了徽商與晉商的相似與差別,但都沒有討論造成上述異同的微觀機制,這使比較研究停留在史實材料的收集和對比層面,不利于人們深入了解明清時期決定地域 商幫運作機制和經濟績效的根本原因。 另一特點是有些研究者探討了徽商與晉商差異的成因,但忽略了解釋變量的內生性從而顛倒了因果關系。 比如, 劉鵬生等(2003)提出晉商與徽商形成不同管理機制主要源于宗族關系差異,其根源則是地域文化差異,表現為徽商有“儒風獨茂”和舉族遷徙的地域文 化,而晉商講究“學而優則商”和固土守遷的地域文 化。他們推斷:宗族觀念差異構成了晉商與徽商管 理機制的基??;而地域文化與經商理念的差異形成徽商重約束、晉商重激勵的運作機制。我們認為這 一推斷值得推敲。從邏輯上看,單由“儒風獨茂”的地域文化判斷,徽商理當遵循儒家“安土重遷”教誨從而比晉商更不愿遷居才合理。其實,在地域商幫興起以前徽州確實具有“人重去其鄉”的風俗。許承 堯在《歙風俗禮教考》中說:“歙俗之美,在不肯輕去 其鄉,有之則為族戚所鄙,所謂千年歸故土也,可見 歙人安土重遷”。當明清時期外出經商者日多時, 不少人依舊“壯則服賈,老則歸田”。 因此,以徽州 具有“儒風獨茂”的特點和舉族遷移經商地的地域 文化作為其管理機制的根源實則謬矣。?

與目前關于徽商和晉商的研究相比,我們的主 要貢獻是在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下重新組織和透 視已有的史實,對徽商和晉商的治理模式的系統差 異提供內在一致的分析和解釋。 具體地說,我們的 研究思路有如下幾個鮮明的特點:

首先, 我們基于 Holmstrom 和 Milgrom(1994) 的理論,強調商幫治理作為一種激勵系統的本質。根 據這種理論,一種治理模式如果是有效的,其內部各 激勵工具之間的配置就必須滿足一致性和互補性, 當外部參數發生變化時, 這些激勵工具將呈現協同 變化(co-movement)的特征。 本文將詳細說明晉商 和徽商的治理模式如何滿足這些一致性和互補性特 征的。 我們認為,只有從激勵系統的角度,徽商和晉 商兩大商幫的治理模式的系統差異才能真正得以揭示,而以前的所有研究都未能做到這一點,使得關于 商幫的比較研究基本停留在一些簡單的對比階段。?

其次,在解釋徽商和晉商治理模式相異的成因 時,我們注重區分因果關系的邏輯鏈條,區分什么 是外生因素,什么是內生選擇結果。 如上所述,現存 的研究往往不嚴格區分外生因素和內生結果,致使 邏輯推斷出現問題。 另一方面,給定治理模式是一 種激勵系統,如果我們認為某種因素是導致徽商和 晉商兩種治理模式相異的外生性原因,那么我們需 要說明這種因素的強弱如何引起治理模式內部各 激勵工具的一致性調整。?

最后, 我們強調商幫治理模式對商人信仰和地 域文化的內生性選擇, 從而進一步作用于地域文化 和商人習俗的演變。 治理模式需要一種支持性的文 化信念或價值體系,從而對商人的文化信念(cultural beliefs)產生定向性需求,以進一步強化其約束商 人的作用。 我們將從晉商和徽商所在地域的商人祭 祀的對象的歷史演化和商人信仰的差異去驗證這一 點, 從而揭示地域性的大商幫的治理模式如何直接 或間接地影響地域文化的動態演變。當然,這里我們 必須非常仔細地區分地域文化中前定部分 (先于商 幫產生之前而存在的內容)和后定部分(后于商幫產 生且受商幫文化影響的部分),否則會陷入邏輯困境 之中。 絕大多數比較研究注意到了兩地商人在文化 習俗和信仰方面的種種差別, 但以往研究大多一般 性地強調傳統地域文化對商人行為方式的影響,既 沒有明確地域文化中哪些是被商幫治理所影響的, 也沒有說明哪些是決定商幫治理特征的外生因素。?

從一個更廣泛的研究背景來看,我們的本項研 究涉及如何理解經濟史中制度安排的多樣性以及 如何進行制度的比較分析(Aoki,1990,2001;Greif, 2006)。 關于制度多樣性目前主要以跨國研究為主, 而在同一國家制度和文化背景之下的制度多樣性 則研究不足。 Greif(1998)在論及歷史與比較的制度 分析時,特別強調博弈均衡的多重性其實提供了歷 史比較研究的機會。 本項研究就是這方面的一個獨 特例子。 與國外文獻揭示的商幫治理機制相比,如 Greif 研究的馬格里布和熱那亞商幫的治理模式,中 國商幫治理呈現一些獨有的治理特征,比如宗族關 系與商幫治理的結合,員工的家庭作為“人質”約束 異地員工的行為, 值得深入研究。 更為重要的是, Greif(1989,1993,1994)研究的商幫治理主要涉及委托人與代理人在多邊懲罰下的聲譽機制,而本文 的研究更多地涉及商幫內部的治理結構和各激勵 工具的互補關系。


二、理解經濟史中的商幫治理的一個理論 框架:地域文化、信仰與商幫治理

明清時期興起的商幫大都是跨地域從事遠程 貿易或金融服務的商業組織。 當經營規模和地域范 圍不斷擴大,商人不可能一個人從事商品的運輸和 貿易的全過程, 而必須尋找合作伙伴和雇傭人手。 由于經常在異地經營,委托人監督代理人的活動變 得非常困難。 被雇傭的代理人是否會基于委托人的 最大利益行動是不能保證的。 事實上,代理人攜款 外逃、侵吞貨物或工作偷懶的事情時有發生。 從契 約理論的角度看, 商人一旦雇傭他人參與貿易,尤 其是遠程貿易,就存在一個嚴重的委托—— —代理問 題。 明清時期落后的交通和通信技術使得監督代理 人尤為困難。 這種遠程貿易中的代理關系類似于 Greif 研究的中世紀地中海馬格里布和熱那亞商人 從事貿易的情形(Greif,2006)。

跨地和遠程貿易能否順利進行取決于是否存 在一個支持性的制度安排,它能低成本地解決委托 代理問題,或者說給予代理人適當的激勵使其誠實 可信,盡心竭力為委托人服務。 在這個意義上說,一 個商幫的興盛與否直接取決于商幫的治理模式。?

從經濟史的角度看,任何商幫治理都離不開它 所處的文化、地域和制度環境。但關鍵的問題是,商幫治理如何與文化、地域和制度環境發生有機的聯系? 根據 Greif(1989,1993,1994)對中世紀地中海一帶的商人聯盟(traders’ coalition)的系統研究,商人聯盟中的多邊懲?;坪蛻倘思淶奈幕拍鈐謚衛碇蟹⒒恿撕誦淖饔?。 多邊懲?;疲╩ultilateral punishment mechanism) 是指當某個代理人因欺騙其委托人而被解雇時,所有其他的潛在的委托人都不會雇傭這個代理人,以對其實施集體懲罰。多邊懲?;葡嘍運叱頭;貧?,后者是指當代理人有欺騙行為時委托人只能以開除作為懲罰, 但別的委托人也許會再雇傭他。 因此,多邊懲?;?制比雙邊機制在制約代理人的行為方面更有效得多。然后,多邊懲?;票人叱頭;埔哺咽凳?。我們如何保證一個潛在的委托人對一個欺騙了別人、沒有欺騙自己的代理人實施懲罰呢? 而且,人們如何獲得代理人的欺騙信息,如何對代理人有爭議的行為達成共識等等,這都構成多邊懲?;憑嚀迨凳┑奶跫?。 而基于地緣和共同宗教背景的馬格 里布商人聯盟恰好提供了這些條件, 如聯盟內非正式的關系網絡便利了信息的共享和傳遞,長期共享的商人習俗和社會規范 (如商法,Merchants’ Law)則幫助商人認定行為的性質,比如行為是否合適或是否構成欺騙, 起著協調預期和行為的作用。 相比之下,熱那亞商人則缺乏這些支持多邊懲?;頻奶跫?,而只能依賴于基于雙邊的聲譽機制來約束代理人的行為。?

商人的文化信念會內生地導致商幫模式的形成和演變。有歷史資料表明,馬格里布商人的多邊懲?;樸胨塹募逯饕宓奈幕拍罱裘芟喙?, 他們作為生活在穆斯林世界的猶太人信奉穆斯林社會的價值觀念。而處于同一時期(11 世紀)、同一區域(地中海)的熱那亞商人在拉丁文化下信奉個人價值,呈現“個人主義”的文化信念。 兩種不同的文化信念導致了兩個商幫不同的治理模式(Greif,1994)。 不僅如此, 文化信念與治理模式之間相互支持和相互強化,當外部條件發生變化時,不同的商幫因其治理模式的內在特征會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當地中海貿易機會不斷擴展時,基于個人主義文化信念的熱那亞商幫可以很容易與非熱那亞商人從事貿易, 比較 容易捕抓外部提供的擴張機會。而馬格里布商幫則因依靠集體主義價值觀和商幫內部的多邊懲?;評粗С衷凍堂騁?,而無法與商幫之外的商人做生意,而無法有效應對環境的變化,最終趨于衰落。

Greif 基于多邊聲譽機制和文化信念的商幫治理理論和另一組激勵理論的文獻密切相關,那就是 激勵的互補性理論。 Milgrom 和 Roberts (1990), Holmstrom 和 Milgrom (1994) 以 及 Holmstrom (1999)把治理模式視為一種激勵系統,認為后者由一系列組織要素(激勵和約束工具)組成(如物質資 產所有權、激勵契約、任務分配和限制),不再是簡單的科層與市場治理的區別,或者依據物質資產所有權的分配進行劃分的治理模式。 該理論的一個核心概念是互補性,認為各組織要素之間通常是互補的,即增加一種要素的強度會提高增加另一種要素使用強度的邊際收益,而整體的組織績效則由這些互補的組織要素之間的共同作用來決定。 由此可以引出兩個基本的推論:(1) 這些最優選定的組織要素之間必然是內在 一 致的 (coherent)系統,所以當外部參數發生變化時, 這些組織要素的最優值會發生系統和一致的變化(比如一同上升或 下降);(2) 最優的組織治理模式可能是多樣化的, 每個模式內部自成一 體,但如果只從一個最優組織中抽取某些要素嫁接到另一個優化組織, 則可能會損害組織的一致性, 從而降低組織績效。Bernheim 和 Whinston(1990)的 關聯博弈理論也含有激勵互補性的性質, 即如果博 弈參與人同時參與兩個博弈,那么,即使單個博弈下 參與人的激勵約束不滿足, 關聯的兩個博弈同時進 行則可以使之更容易滿足。 如果將這種理論運用到 理解地域文化與商幫治理的內在關系的話,那么,特 定地域文化或商人習俗的存在可以使商幫治理變 得更為有效。 Aoki(1988,1990,2001)從互補性理論 出發對日本與美國企業治理的模式進行比較,并進 一步強調了制度的多樣性安排及動態演化過程。?

根據上面梳理的理論框架,我們總結一下本文 的兩個核心論點:

第一,事前既定、可供使用的外部文化資源導 致商幫治理模式的內生選擇和激勵工具的最優配 置, 其中各種激勵手段之間滿足一致性和互補性。 當外部條件(如地域文化)發生重要變化時,商幫治 理模式內部各個激勵手段將發生協同調整,演變成 為一種新的治理模式。?

第二,治理模式又導致對商人文化和信仰的內 生選擇和強化;商人信仰作為一種內生的結果與治 理模式相一致,相互支持和強化。?


三、徽商與晉商的治理 模式比較:初步描述

事實上,徽商與晉商的歷史演變有不少相似之處。 從地域商幫的興起原因看,地理環境、交通條 件、 政策機遇以及文化背景等因素的綜合作用,決 定了某個地區能否孕育出強大的地域商幫。 就徽商和晉商而言,除了地狹人稠這一促使明清時期地域商幫興起的共同因素外,接近需求市場或商品產地的地利條件與明代鹽制變法的政策機遇,是兩者在相近歷史時期興起的外生因素。 大約在明代中葉,山西商人的活動舞臺已經由北方邊境市場轉向全國市場,并最終形成地域性商幫;徽商則基本形成于稍晚的明成化、弘治年間。 從明清時代兩者的經營情況和績效看, 當晉商與徽商相繼形成后,鹽商都成為各自商幫的中堅力量。 同時,兩者主營的 其他產品以及取得的績效也有相似性。 現有的史料 表明,鹽、茶、典當及清道光年間產生的票號是晉商 的主干商業;鹽、茶、典、木等則是徽商的主干商業 (參見表 1)。 晉商號稱“致富在數千里或數萬里外, 不資地力”,產品“上自綢緞,下至蔥蒜,無所不包”; 相似地,徽商在論及經營情況時也自稱“其貨無所不 居,其地無所不至,其時無所不鶩,其算無所不精,其利無所不專,其權無所不握”。此外,晉商和徽商都信奉“以末致財,用本守之”的投資觀念,經商致富后旋即在家鄉購置大量土地。同時,無論晉商、徽商都與統治階層都保持著密切關系。 商人聯絡政權中心 的常用手段包括捐納、聯姻、報效、結交、科舉等,這 是明清時期商人尋求政府專賣品(如食鹽)的特許銷售權、規避關稅以及降低政治風險的重要途徑。

有意思的是,盡管徽商與晉商具有相似的歷史 軌跡,但從構成地域商幫的微觀個體—— —商人與商 號來看,相似歷史軌跡背后卻是兩個商幫大相徑庭 的治理模式。 從整體上看,徽商選擇了以血緣網絡 為主的宗族治理模式,而晉商則選擇了以地緣關系 為主的契約治理模式。?

我們先來看徽商治理結構的一些重要特征。 徽商首要的一個特征是依托宗族勢力開展商業活動, 治理商幫內部的代理關系。 傅衣凌(1956)很早就發 現徽商多具有宗族合伙的特點。 當營業規模較小 時,父子、兄弟、叔侄合伙最多。 比如,明嘉靖休寧程 鎖聯合本宗族賢豪者十人,“俱人持三百緡為合從, 賈吳興新市”;明萬歷祁門鄭元佑等兄弟叔侄五人 合伙販木,憑中面議訂立合同,約定盈虧皆按股均 分。 當貿易規模擴大后,商人逐漸無法僅憑個人或 合伙人之力營運,輒需聘用伙計。 徽州商號的組織結構常分為商人、代理人、副手、掌計、雇工、學徒等層次,高層伙計(代理人,副手或掌計)一般由宗族 子弟擔任。 比如,休寧鹽商汪福光“賈鹽江淮間,艘 至千只,率子弟貿易往來,如履平地”;徽商程澧善賈,于是“諸程聚族而從公,惟公所決策”。 歙縣吳良友在外業賈,“宗人從叔賈,歷年滋多”。 歙縣商人 吳德明“起家坐至十萬,未嘗自執籌策,善用親戚子弟之賢者,輒任自然不窺茍利”。 明末金聲總結說, 歙縣和休寧“兩邑之人以業賈故,挈其親戚知交而與共事,以故一家得業,不獨一家食焉而已。 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數十家數家”。 徽商伙計的另一來源是莊仆。 莊仆是與主人家有人身隸屬關系的奴仆或僮仆。 從史料看,他們不僅參與商業活動中諸如伐木、撐簰、搬運等粗笨勞動,商人甚至授巨資委以重任,令其代理經營。 比如休寧程事心“課僮 奴數十人,行賈四方,指畫意授,各盡其材”;《清稗類鈔》也載,“徽州之汪氏、吳氏,……,皆大姓也,恒 買仆或使營運,或使耕鑿”。?

為激勵同宗伙計,徽商常用手段有薪金、獎金 及職位提升等。 代理人(或副手、掌計)一般按年領 取薪金,稱“客俸”;如果商號經營情況特別好,代理 人有可能獲得商人額外獎勵的獎金,但事前通常并 無契約明文約定。 普通店伙一旦得到商人的賞識, 則有機會提拔為副手或掌計而分管某處商鋪;營運 若干年后,店伙用積蓄開設商鋪,還可成為獨立商 人。 比如,歙人閔世章“赤手為鄉人掌計簿,以忠信見倚任。 久之,自致千金,行鹽策,累貲巨萬”;歙人鮑志桐“少依我大父(鮑)鳳占公習鹺業,旋為我父司出納,有才干,其資倚畀閱二十余年,未嘗易主, 家由是漸起”;徽人程君年輕時跟隨舅父經商于江 淮間,逐漸積累資本,由“下賈”變成了“中賈”。 對 莊仆而言,為商人營運積累資金后莊仆也可獨立為 賈, 顯達后不再執賤役, 對商人也可改稱叔侄;同時,莊仆積累資產后能為自己贖身,也能供子弟讀 書或捐官,為后代提供較好的發展條件。

在發達的宗族制度下,徽商無論在家鄉還是客 居異地都保持著聚族而居、立祠祭祖的習俗。 祠堂 既是“妥先靈,隆享祀”的家廟,也是徽州宗族商人 集會、議事的場所;族長不僅是宗族的首領,同時往 往又是商人組織的頭目。 作為宗族首領的商人有權 用族規家訓管束同宗伙計,比如,徽商吳榮讓“召門 內貧子弟,悉授之事而食之。 諸子弟若諸舍人,無慮 數十百指。 朔望旅楫諸子弟,舉顏氏家訓徇庭中,諸 舍人皆著從事衫,待命庭下”。 對觸犯族規家訓者, 普遍采用的懲治方式有:斥責訓誡、屈膝跪罰、祠堂 笞杖、經濟處罰、革出祠堂、呈公究治及以不孝論。 其中,不孝是中國王朝時代“十惡不赦”的大罪之 一。 歙縣呈前羅氏宗族的族規家法規定,對侵犯宗族和宗族子弟利益,造成重大損失者,嚴懲不貸。 犯 者不僅要族譜除名,革出祠堂,除銷族籍,而且還要 被處以酷刑。 除了利用族規家訓約束同宗伙計的 機會主義行為外,商人也購置大量田產為宗族聚居提供基礎,使貧困族黨(尤其是孤兒寡母)可以營生,這進一步增加了貧困同宗伙計背叛商人的機會成本。 發達的宗族制度不僅提供潛在的懲?;?, 還利用“義舉”、“義行”等榮譽,表彰那些能提攜宗族子弟,或者為鞏固宗族制度做出較大貢獻(比如 捐建祠堂、購置義冢等)的本族大賈,這對于商人和 代理人則構成一種隱性的獎勵。?

“驅仆經商”同樣與宗族制度的支持密不可分。 徽人的莊仆一般隸屬祠堂,受宗族制度管轄,所謂 “所役屬佃仆不得犯,犯者正諸(宗族)公庭”。 明嘉靖《徽州府志》已經注意到當地的等級制度非常嚴格,臧獲輩既盛資富厚,終不得齒于宗族鄉里;而康熙府志則附注稱此俗至今猶然。 莊仆雖然可受商人委任經商從而積累財富,但是“脫有稍紊主仆之分, 則一人爭之,一家爭之,一族爭之,并通國(邑)之人 爭之,不直不已”。 莊仆與主家訂立的文約多有“如違呈治準不孝論”、“如有抗違,聽自呈官重究”等; 如果發生莊仆逃亡事件,主家追捕莊仆的行為還將 受到官府支持和法律?;?。?

與徽商不同,晉商的商幫治理是以地緣為主的 東伙制,其核心是避親用鄉原則、股俸制激勵和正 式的號規約束。 東伙制下的山西商號內部分為財 東、掌柜、伙計、學徒等層次。 商號的開辦一般由財東、大掌柜共邀三五中見人,書寫合同約定資本, 股數,帳期長短(通常為四年)以及盈虧分配方式 等。 一旦大掌柜就任,財東便將資本和人事全權交 其負責,靜候年終決算。 大掌柜統領商號,全盤定 奪人事和業務管理。 與徽商不同的是,晉商的伙計 多為宗族子弟以外的同鄉, 不少商號還明文約定 不得聘用財東親戚。

在激勵機制方面, 晉商廣泛采用不同于徽商 的股俸制。 正式地說,商號的股份有銀股和身股之 分:銀股是財東投資商號的合約資本,對商號的盈 虧負無限責任; 身股是財東允許經理等重要伙計 以人力而非資本所頂股份, 可以參與分紅但不對 商號的虧賠負責。 伙計頂身股的方式有兩種,一是 商號開設之時財東與經理和重要伙計事先約定人 力股若干,以合約形式規定下來或記入萬金帳;另 一種是商號在帳期分紅時由經理向財東推薦優秀 伙計,經認可后將姓名和股數載入萬金帳。 頂身股 者去世后仍能享受若干年分紅,稱為“故身股”。 不 過要頂上身股并非易事, 所頂股數也不是只增不 減。 普通伙計一般須在商號服務3 個帳期 (約 10 年)以上才能頂上人力股,此后若行為不端,經理 可酌情減少股數, 情況特別惡劣則開除出號并賠 償損失。 未頂身股的伙計只支取薪金,最多不過百 兩。 股俸和薪金對伙計的激勵效果完全不同,山西 俗語稱:“一厘生意自家人,百兩辛金(薪金)是外 人”。 因此,身股把伙計的個人收益與商號收益緊 密聯系起來,比薪金更有效地激勵了伙計。?

與徽商主要以族法家規約束經理和伙計不 同, 晉商的商號往往訂立正式而嚴格的號規約束 財東和伙計的行為。 號規是晉商在長期經營過程 中逐形成的, 不少內容是約定俗成的習慣做法的 書面化,同時隨外部條件的變化有所修訂和增補。 由于習俗背景相同,晉商不論經營何種生意,號規 的基本內容大體相仿,通常包括:(1)號內人員不 準攜帶家眷;不準長借短欠;不得兼營其他業務; 不得在號內接待個人親屬朋友; 非因號事不準到 小號串門;回家休假時攜帶財物需登記備查,不得 到財東和經理家閑坐;打架斗毆、撥弄是非、結伙 營私、不聽指揮者一律開除。 (2)財東只能在合帳 時行使權力,平時不得在號內食宿、借錢或指使伙 計辦私事; 不得干預號內人事; 經理對外代表商 號、財東不得以商號名義在外活動。 (3)學徒 5 年內不得回家;出師后每 3 年探親一次(視駐地遠近有 所不同);伙計不得在營業地結婚。 (4)總號與分號之 間不論指示、安排或請示、匯報,均用編號和記日期 的書信。 重大機密由高級職員親往口授,總號不定期 檢查分莊的實績或考核從業人員的得失等。?

為保證號規可執行,山西商號形成了一系列正式 制度或默契。比如,號規一般約定無論經理還是伙計, 都要賠償因個人原因造成的商號損失并減少身股和 薪金數額作為處罰。為確保經理或伙計有能力賠償損失,商號通常要求經理等頂身股的伙計將帳期分得的 部分紅利以副本形式存于柜上。同時,山西商號無論招聘經理、伙計還是錄用學徒,都要求有殷實的親友或商鋪作保,后者倘有越規行為,保人負完全責任。 此外,由于山西商號僅雇傭本省人充任伙計,而伙計赴異地經商又不攜帶家眷, 這使留居山西的家眷及家產某種意義上也成為保證駐外經商的伙計不虧空、不違規、不攜資潛逃的質押。 Jernigan 和《支那經 濟全書》 都注意到晉商監督伙計留在家鄉的家眷以約束其行為的做法。 出于質押和監督的可行性考 慮,商人選用伙計時也會結合地緣條件。 《美匯報告》 指出山西票號選用伙友時 “只限于山西籍, 如屬可能,并只限于小同鄉。 如果某人被任為分號經理,他的家屬就被留在總號中作為人質,以資保證”。 事實上, 松散的晉商內部其實還可按地緣關系細分為許多小商幫,如平陽幫、澤潞幫、蒲州幫等,票號興起后又形成平遙、祁縣、太谷三大票商幫。 總號在祁縣的大德通票號的伙計90%以上為祁縣藉人; 總號設在 蒙古(后遷至歸化)的大盛魁商號的伙計則以太谷人 為主,因為太谷是創始人王相卿的故鄉。

對于因違規而被商號辭退的伙計, 晉商還有集 體懲罰的默契。 清光緒五年(1879 年)《申報》稱,“向 聞西幫貿易規矩最善,定制綦嚴,倘有經手伙友等虧挪侵蝕等情,一經查出,西幫人不復再用,故西人之經營于外者,無不競競自守,不敢稍有虧短,致于罪戾” 。 清徐珂在《清稗類鈔》中也載有(伙計)“毫厘有差立攢之,他號亦不錄用,以是作奸者少”。 這和 Greif 強調的馬格里布商人的多邊懲?;剖搶嗨頻?。??


四、作為外生條件的地域 文化的差異性

究竟是什么外部原因導致徽商選擇基于血緣和 宗族控制的治理模式, 而晉商選擇基于地緣和股俸激勵的治理模式呢? 我們認為,首先要探討地域商 幫興起以前徽州與山西兩地外部環境條件的差別, 找出決定商幫選擇不同治理模式的外生因素,然后 從治理模式出發分析商人如何激勵并約束代理人 以及治理模式如何選擇地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至 此才能系統地理解徽商與晉商的治理模式及其效 率實現方式。?

從上述徽商和晉商的比較來看,造成兩者差異 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兩大商幫所處地域的宗族制度 的強盛。 宗族是由“同宗”和“同族”兩部分親屬構成 的以父系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共同體,始祖以下的后 裔為“同宗”,高祖以下的子孫為“同族”,合稱宗族。 很多徽學研究者都提出,徽商的治理模式與徽州發 達的宗族制度密切相關輧輶訛。 關鍵的問題是,我們能夠 找到足夠的證據說明徽州與山西在宗族聚居和宗 族制度方面整體上確實存在足夠的差別? 而且,這 種差異必須存在于徽商和晉商大規模興起之前,體 現為一種外生性的差異。?

我們可以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在地域商幫相繼 興起的明代,徽州的宗族聚居和宗族制度在整體上 確實比北方的山西更發達。 從成因上看,中原士族的大規模入遷是明中葉徽州宗族制度發達的歷史原因?;罩菀蛩拿婊飛蕉尷手?,是中原士族在 漢末、兩晉永嘉之亂、唐末及兩宋之際避亂的南遷地之一。同時,因宦游、擇勝隱居等緣故也有不少世 家大族進入徽州。 明嘉靖《新安名族志》所錄歷代入居徽州的名族中,有 80%來自中原,因避亂遷入者則達 54%,這可以佐證上述觀點。 除歷史原因外,朱熹思想的影響是徽州宗族制度強化的重要因素。 徽人朱熹在《家禮》中提出了建祠堂、明世系、墓祭始 祖和先祖以及置祭田等強化宗族凝聚力的方案。唐力行(1999)認為《家禮》對后世宗族制度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它是當時徽州望族實際宗族生活的 反映并備受徽州宗族的推崇。 與“千年之冢,不動一抔;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千載譜系,絲毫不紊”的徽州相比,北方地區的宗族勢力因戰亂、士族南遷以及少數民族統治時期較長等原因受到巨大沖擊, 以致“故唐公卿之族喪亡且盡”,“燕晉士大夫不能 言五世以上祖”輨輯訛,兩地形成了鮮明對比。

此外,我們還可從三方面證明徽州的宗族制度 與山西發達。 其一,聚居祀祖。 無論士族還是庶族, 聚族而居是明代徽州的普遍現象。 徽州“鄉落,皆聚族而居,多世族,世系數十代,尊卑長幼秩秩然,罔取僭忒,……蓋自新安而外所未有也”。 聚居的宗族通常有正式的族長和房支組織,通過祭祀先祖強化宗族內部的認同感和凝聚力。 盡管民間祭祀始祖的合法化始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 年),但廟祭始祖在宋、元時代的徽州已非個別現象,雖然這種祭祀的合法性有時只能通過神化先祖的方式實現。 唐力行(1999)認為,這正是南遷士族追念顯赫家世、強化族人門第觀念以及群體意識的舉措。 反觀中國北方,王詢(2006)指出國家經濟重心在南北宋之際完成南移后,宗族聚居從此形成“南盛于北”的格局,而后北方很少有宗族的大規模聚居。明末清初顧炎武曾說,“今日中原北方, 雖號甲族, 無有至千丁者?;Э謚?,族姓之衰,與江南相去迥絕”。山西的宗族聚居情況在北方地區尚屬較強, 但仍然弱于長江流域各省。 “北方各地區的宗族即使聚居一處,也常常沒有正式的族長、房支組織;即使有族長,其權威也通常輕于南方的族長”(王詢,2006)。李文治和江太新(2000)基于一些現存的歷史資料也指出,“北方雖也聚族而居,但宗族組織遠不及江、浙、皖及閩、 粵等省之嚴密,雖也建祠修譜,有的徒具形式,人們宗族觀念淡薄”(第198頁)。這導致南北在族田置有方面有巨大懸殊, 據李文治和江太新對明清兩代各省族田事例的統計,在累計 599 個事例中,安徽總共占了 103 個,而山西只有 3 個(同上,第 188 頁)。?

其二,纂修宗譜。 纂修譜牒以便明確昭穆世系, 是一個血緣群體能夠建立發達的宗族制度的重要手段。 如果沒有明確的昭穆世次,即使是同一始祖的后裔也不能形成宗族;即便仍聚居一處,其凝聚力不過形同鄉鄰。 所謂“昭穆失敘,則尊卑之分不定;夫分不定,則稱謂之名不正;名分既泯,則彼此相視皆為路人”。 總體而言,宋、元時代民間尚未形成私修家譜風氣,因而能留存至今的宋元譜牒極為少見。 但在中國目前已發現的23 種宋元譜牒中就有 14 種屬于徽州譜牒, 這是地域商幫興起前徽州宗族制度發達的證明。 此外,明中葉時徽州已經流行纂修統宗譜。 統宗譜是統貫分布于各地各宗支的族譜,明中葉徽人程敏政最早編纂統宗譜《新安程 氏統宗世譜》,入譜 44 支 53 代逾萬人,在當時影響極大(薛貞芳,2000)。 統宗譜的纂修強化了“母族” 與分裂出去的“子族”的聯系,使徽州的宗族組織建立在龐大的宗族聯盟基礎上。 相比之下,北方地區即便是定居較早且人口繁盛 (人口數相對南方 的發達宗族往往也不算多) 的宗族通常也只有 簡單的族譜, 多為一張大紙或一幅大布簡要寫 出男性后代的姓名與傳承; 很少像南方的族譜 那樣,內容繁復、動輒裝訂成冊。 很多定居時間 短、人口少的北方宗族根本沒有修譜。纂修宗譜 的風行通常與宗族勢力和成員財富密切相關, 從公共機構收藏的1949 年以前家譜數看, 明清時 期兩地仍維持了原有的宗族強弱格局(參見表 2)。?

其三,編纂名族志。 除家譜外,徽州在明中葉已 經撰有地域性的望族匯譜。 比如,元代陳櫟編纂的 《新安大族志》,明嘉靖年間戴明廷和程尚寬等編纂 的《新安名族志》以及明代曹叔明編纂的《休寧名族 志》等。 他們依據徽州譜牒簡要敘述了明中葉以前 當地主要名宗右族的來龍去脈,編纂的目的是明本 宗、紀世系,并通過宣揚名宗右族的實績強化宗法 制度。 這種地域性的望族匯譜即使在宗族制度發達 的其他南方省份都很少見,這是地域商幫大規模興 起以前徽州的宗族制度盛于山西的又一證據。?


五、宗族制度與商幫治理 模式的內生選擇

在商幫興起的明中葉時期,山西與徽州在宗族 制度方面的強弱差異造成了兩者在整體上選擇了 完全不同的治理模式。 概括地說,徽商是以血緣關 系為基礎的宗族治理,晉商是以地緣關系為基礎的 契約治理,兩者在任用人才的來源、約束性規則、激 勵與懲罰的手段等方面呈現系統的差異。 對徽商來 說,經理和伙計的主要來源是宗族子弟,約束性規 則是族法家規,激勵和懲罰依靠在家族中的地位和 身份的升降,即隱性的激勵契約,類似于職業前景 激勵 (career concerns), 獎金和股俸使用較少;而 且,徽商內部許多約束是隱性的和非正式的,包括 商人與代理之間,代理與伙計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 主要依靠隱性默契的傳統習俗約束和規范,而沒有 采取顯性和正式的契約形式,商幫普遍信奉強調宗 族價值的朱熹。 而對晉商來說,經理和伙計的主要 來源是避親舉鄉,約束性規則是正式的號規,員工 激勵主要靠薪金和股俸(顯性激勵契約),信奉強調 異姓兄弟之間信義原則的關公。?

如前所述,在一個有效的治理模式中各激勵工 具之間必須是內在一致和互補的。 我們先來研究徽商治理模式如何建筑在宗族制度之上,使治理模式 的各個要素之間相互耦合和支持。 在發達的宗族制 度下,徽州商人普遍擁有一個人數眾多、認同感和 凝聚力超越同鄉朋友的血親群體。 對徽商的治理模 式而言,一個關鍵性的事實是,商幫成員同時又是 宗族成員,族長不僅是宗族的首領,同時又往往是 商人組織的頭目,使得族規家訓可以用來約束同宗 伙計。 這是兩個博弈(宗族內的博弈和商幫內的合 作博弈) 得以關聯的結點。 根據關聯博弈理論 (Bernheim and Whinston,1990),利用宗族制度治理 商幫的主要收益是放松了商幫內部的激勵約束,從 而節省了商幫內激勵代理人的成本。 如果某商人或 代理人在商幫內有侵吞財務等欺騙行為,面臨的懲 罰不僅是交易或雇傭關系的解除,還有在宗族內部 的嚴厲懲罰。 這雙重懲罰的存在比沒有宗族約束的 情況肯定更容易激勵商幫成員之間的合作,因而可 以減弱商幫內獎金或股俸的激勵程度。 Gibbons 和 Murphy(1992)用理論模型和經驗證據也表明,當代 理人同時面臨激勵契約(incentive contract,即獎金 契約)和職業前景激勵時,如果代理人的職業前景 激勵更強(如徽商內宗族地位的激勵),委托人在激 勵設計時可以給他更弱的激勵契約。?

這可以很好地解釋為什么相比晉商以薪金和身股為主的激勵方式,徽商更多利用宗族內的身份和地位來激勵代理人,獎金和股俸激勵遠不如晉商那么普遍和重要。 更有意思的證據是,我們在徽州的縣志和家譜上看到,一些徽商代理人經營績效突出,商人愿意給與額外獎金,卻遭到拒收。 這在一 個側面也說明徽商關注自己在宗族的聲譽和操行勝過金錢。?

另外,徽商內正式的號規和商規也不像晉商那 樣明確和普遍,主要隱性的和非正式的約束,這也 是和徽商嵌入在一個發達的宗族關系和完備的族 法規范直接相關的,徽商的隱性約束和顯性的族法 家規是相互補充的。 Greif 指出,文化習俗和社會規范是對一組完備契約的替代,它類似于一個默認契 約(default contract),定義了對相關人行為的預期 和約束, 由此協調商人間可能的糾紛(Greif,2006)。 正是較為完備的族法家規和人們之間長期形成的 共有信念使得徽商可以節省正式契約和規定的潛 在成本,采取隱性治理的方式。?

晉商建立了以地緣為主的治理模式,商號的發 展依賴契約基礎上財東與同鄉伙計的合作。 對晉商 而言,缺乏一個發達的宗族制度,因而主要依靠地 緣關系建立治理機制。 地緣關系發揮兩方面的作 用:一是家眷和家產作為質押,“跑得了和尚,跑不 了廟”,為此,晉商的號規明確規定號內人員外地經 商,不得攜帶家眷,伙計也不得在營業地結婚;二是 在同鄉圈子里有一個口碑效應和集體懲?;?。 晉 商利用地緣關系支持契約治理的有力機制,和以血 緣關系為基礎的宗族獎懲機制不同。 地緣關系用于 懲罰嚴重違規者是有效的,但是對于激勵卓越者則 作用很小,因此需要進一步引入激勵機制,如薪金 和股俸。 地緣關系是對薪金股俸制度一種強有力的 補充, 因為后者無法有效制止那些攜款外逃的動 機,對于票號這種外地經營模式來說,則更是如此。 使用延期支付部分分紅也有助于防止經理或伙計 的道德風險行為。?

同樣,因為缺乏一個發達的宗族制度的外部支 持,晉商不得不依靠更為正式的號規約束。 晉商的 號規有兩個特征值得注意。 第一個值得關注的特點 是,如第二節所述,晉商的號規設計了一個非常明 確、詳細而嚴格的規章制度,其正式性既便與中國 當今的企業規章制度相比一點也不遜色。 財東和掌 柜的合約之正式也是這種顯性制度安排的一部分。 以正式的契約和號規治理是晉商區別于徽商的重 要特征之一。 我們認為,這種區別的根源在于兩個 商幫所面臨的可資利用的外部文化資源的區別。 晉 商不存在徽商可以依靠的 “默認契約”(族規家法) 去調節商幫成員的行為和預期,所以必須盡可能使 成員之間的契約完備化和顯性化。

第二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晉商在經營過程中 明令排斥家族朋友或私人關系的介入。 晉商號規明 確規定:不得在號內接待個人親屬朋友,不得到財 東和經理家閑坐, 不準因號事以外的事情相互串 門,如此等等。 這些規定的實質含義在于明確經營 場所是一種非常正式的場所,只能“公事公辦”,不得夾雜家庭或私人關系,這種約束對所有人,從財 東、掌柜到學徒,都適用。 這種明文規定在以家族關 系盛行的明清鄉土社會里是非常不同尋常的,和徽 商主要依靠宗法關系治理簡直天壤之別。 理解晉商 禁止家族和私人關系介入正常的商業運營并不困 難。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正式的獎金、薪金激勵和嚴 格的號規制約與私人關系之間往往是替代關系,而 不是互補關系,兩者存在潛在的沖突。 家族和私人 關系的基本特征是親疏遠近的差異性,而獎金和薪 金激勵則主要強調績效,與親疏遠近無關,號規要 嚴格執行也必然六親不認。 如果私人或家族關系介 入商幫太多, 勢必削弱正式制度的合法性和權威 性。 所以正式的獎金、薪金激勵和嚴格的號規制約 是互補的關系。 這種互補關系有助于解釋為什么徽 商沒有采取晉商的治理模式。 晉商無法復制出徽商 的治理模式, 因為前者缺乏一個發達的宗族制度, 但理論上說徽商可以復制晉商的治理模式。 為什么 徽商沒有去模仿和復制晉商的治理模式呢? 關鍵的 原因在于,宗族制度本身(強調宗法家規和宗族關 系與地位)與晉商的治理方式(如強調金錢激勵、非 人格化關系、反對把親族關系帶入商幫票號)是內 在沖突的,無法兼容在一起。

最后,徽商和晉商祭祀的對象與各自的治理模 式相互支持,相得益彰。 徽商需要宗族作為其治理 模式的基礎,作為宗族文化的倡導者和集大成者朱 熹自然是不二人選了。 而晉商雖然來自同一個地 域,但大都是異姓兄弟,祭祀以忠義著名的關公也 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上面我們解釋晉商的治理模式時,立論的基礎 是晉商缺乏一個發達的宗族關系作為支撐。 這個假 定對大多數晉商而言無疑是對的。 但我們也看到, 晉商中少數著名的商人背后也有較為發達的家族, 那么,他們是如何選擇治理模式的??

從現有資料看,在《清稗類鈔》列舉的山西富商 排名第二的太谷曹氏家族(明洪武年間遷至太谷北 恍村),其商號用人最初以本族為多,商業發展以后 用人范圍有所擴大, 但也只在晉省籍人之內選用。 排名第八的太谷武氏家族(元末遷居太谷西莊),其 商業組織也是采取家族管理和聘用經理結合的方 式:最高決策層為家族長者,各地商號負責人也多 為武家子弟;商業規模擴大以后聘用經理和伙計逐 漸增多。 排名第五的榆次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間遷居榆次車輞村)自常威父子經商開始日裕,逐步形成 以長子萬王己和孫輩懷王每,以及三子萬達和孫輩懷玗、 懷玠、懷珮為核心的兩個商業集團(即南常和北常), 雙方互為援引, 在中俄恰克圖貿易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 有清一代常氏宗族子弟源源不斷進入家族商業 集團,其大德玉票號由常惲(?;撐逯錚┤未笳乒?, 這是已知山西票號中唯一由財東族人出任掌柜的。 隨著商號數量和規模的擴展, 除家族子弟外常氏也 非常注重提拔同鄉能人出任商號經理輨輵訛。 曹氏、武氏 和常氏家族的例子說明,如果宗族條件適合(族丁繁 多,關聯緊密),晉商同樣傾向于首選族人作為商貿 活動代理人。當家族商業規模日益擴大的時候,這些 家族的商號就順勢采納了在晉商群體中已經盛行的 以地緣關系為主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因此,晉商在整 體上選擇了以地緣關系和股俸激勵為核心的治理模 式, 這種突破傳統血緣局限的管理創新實質上是商 人在明清時期特定的宗族勢力條件下的唯一選擇。?

我們根據不同治理模式的系統特征可以進一 步推斷不同治理模式形成的不同比較優勢,并通過 兩大商幫在經營行業、 地域的異同進行檢驗和確 認。 徽商和晉商在明清時期為最大的商幫,不分伯 仲,但在經營產品和地域范圍上仍然有所區別(參 見表 1)。在經營產品范圍方面主要的區別是晉商有 票號,而徽商沒有,票號因采取總號—分號制,分號 遍布全國各地,相對適合于以地域關系為基礎的契 約治理, 不適合于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宗族治理 (不可能把宗族遷移到全國各地)。 從貿易所覆蓋的 地域而言,徽商的經商范圍不及晉商廣闊,也說明 了宗族治理的局限性。 這進一步驗證了我們關于這 兩大商幫治理特征的理解。


六、治理模式與地域文化 和商人信仰的互動

徽商和晉商興起以后,兩者在神祗信奉、價值取 向及商業習俗方面不盡相同,比如徽商尊崇朱熹,晉 商尊崇關羽;徽商重視儒學科舉,晉商則主張“學而 優則商”;徽商舉族遷居客地經商較多,晉商則甚少 舉族外遷經商等。 絕大多數比較研究注意到了兩地 商人的這些差別, 但以往研究大多強調傳統地域文 化對商人行為方式的影響, 很少有人探討商幫治理 模式對商人的神祗信奉、 價值取向以及商業習俗的 影響。我們認為,商幫興起以前徽州和山西在宗族制度方面的外生差異導致兩者從整體上選擇了不同的 治理模式; 不同的治理模式又通過影響商人的神祗 信奉、價值取向以及商業習俗等非正式制度,進一步 強化了其治理的激勵效果。因此,考察治理模式對地 域文化的選擇可以深化我們對徽商與晉商的認識。?

眾所周知,徽商在經商活動中舉族遷居經商地 的現象比較普遍; 而晉商則從不攜家眷外出經商, 舉族遷居經商地的情況更是甚少。 劉建生和劉建鵬 (2005)認為,這種差別源于歷史上徽人具有“舉族 遷徙之傳統”,“再加上他們在本土的居住時間還比 較短暫, 從而形成對鄉土依賴程度較為淡薄的觀 念”; 而晉人因歷史上民族融合產生錯綜復雜的婚 姻關系,“從而形成了固土守遷的地域性格”(第 341 頁)。我們并不贊同上述解釋。王詢(2006)提供的佐 證說明,徽州形成穩定的漢族人口聚居格局的時間 不會晚于山西,因而徽人在地域商幫興起的明中葉 以前具有“舉族遷徙之傳統”一說缺乏依據。?

我們認為,徽、晉兩地商人不同的遷居習俗可 能是商幫治理模式對地域商業習俗的影響或強化的結果,而不是反過來。 在徽商大規模興起的明中葉以前,聚族而居的徽人其實具有“安土重遷”的習俗。 不少史料記載當地“人重去其鄉”,并認為徽州 “其懷土重遷之風有自來矣”。 宋代羅愿在《新安 志·風俗》卷中記載,“自唐末,賦不屬天子,驟增之 民,則益貧。 然力作重遷,猶愈于他郡”。 即便在業 賈漸興以后,明代歸有光仍說,“歙山郡,地狹薄不足以食,以故多賈,然亦重遷,雖白首于外,而為他縣人者蓋少”。 然而進入清代以后,徽州安土重遷的 風俗發生變化了??滴蹌曇潯嘧氳摹痘罩莞盡し縊住?稱“徽之富民,盡家于儀、揚、蘇、松、淮安、蕪湖、杭、 湖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廣之漢口,遠如北京,亦 復挈其家屬而去。甚且輿其祖、父骸骨,葬于他鄉,不 稍顧惜”。 從這些史料看,明清以來徽商舉族遠遷 經商地絕非不顧惜宗族聚族而居的傳統, 而可能是 因為徽商在經營活動中對宗族的高度依賴, 通過舉 族遷移來繼續維系傳統的宗族治理。 徽商在經商地 安居以后,往往又著手修譜牒、建宗祠、祭先祖,聯屬 經商地的族眾。這些祠堂不僅是祭祀場所,也是徽州 商人集會、議事的地方;族長不僅是宗族首領,往往 又是商人組織的頭目。舉族遷居異地經商,又在僑居 地建祠,可以通過尊祖敬宗來強化商幫的凝聚力。

在商幫大規模興起以前,晉商舉族外遷的現象不甚普遍,比較集中的遷居是明中葉鹽策改折色制 后,不少富裕的山西商人家族移居揚州,成為兩淮 鹽商的重要組成部分。 入清以后,晉商舉族遷移的 現象就更少了,商人遠赴異地經商時家眷則留居原 籍。 事實上,山西、陜西兩省自明代以后已經成為中 國人口遷移的主要遷出地,山西人在京、津、河北、 山東、河南以及東北占籍定居者不在少數,但山西 商人反而強化了“安土重遷”的習俗。 不論到何處, 山西商人都遵循“不挈眷,不娶外婦,不入外籍,不 置外之不動產。 業成之后,筑室買田,養親娶婦,必 在故鄉”。 我們認為,這可能與晉商選擇以地緣為 核心的商幫治理模式有著密切的聯系。 如前所述, 晉商的商號通常采用總分號制結構,總號一般位于 山西,分號則遍布全國。 在這種背景下,商人為約束 遠在異地的伙計的機會主義行為,實質上往往以伙 計的個人財產、 家眷和保薦人財產作為其不虧空、 不違規、不攜資潛逃的質押。 為保證約束機制可實 施, 商人必須將伙計籍貫限定在一定地域范圍內, 比如商號的總號所在地或財東家鄉。 同時,商號通 常明文規定并執行“不準(伙計)在外娶妻納妾”、 “不準(伙計)私攜家眷”等號規。 當票號商在清中晚 期出現時,商人尤其強調不得私攜家眷,但這一條 已被視為山西普通的商業習慣(陳其田,1937)。 從 這個意義上說,晉商的治理模式事實上強化了與之 互補的“固土重遷”的經商習俗。?

徽商與晉商不同的治理模式對兩地商人的信 仰與價值取向也產生了不同影響。 明清時期徽州的 民間信仰種類非常繁多,除了尊崇祖先和虛擬的神 明外,徽人對神化的英雄,包括來自本土的鄉土神 汪華、程靈洗,鄉賢朱熹以及外鄉的關羽、張巡、許 遠等都極為崇拜輩輱訛。 就商人的行業神信仰而言,徽商 一致推崇的神靈并不是號稱“新安之神”的汪華,而 是號稱“文昌帝”的朱熹。 明清時期遍及全國各地的 徽商無論從事何種行業, 其會館中無一例外地設 “文公祠”供奉朱熹。 我們認為,徽商對朱熹的高度 崇拜和信仰與治理模式也是密切相關的。 祖籍徽州 婺源的朱熹是理學集大成者,其言行對徽州的宗族 制度產生了巨大影響。 對于選擇了以血緣和宗族控 制為治理模式的徽商而言,朱熹制訂的《家禮》為徽 州宗族提供了族規家法的典范,其綱常倫理思想則 維護和加強了宗族的統治,這些都有利于從意識形 態上進一步約束同宗伙計的機會主義行為。 因此,盡管“徽國文公”朱熹不具備財神的神職功能,依然被徽商從諸多民間信仰選中并成為普遍信奉的行業神。 在徽州,徽商經營致富后往往大量捐資擴建祠堂、纂修族譜、添置族產,同時也設辦書院義學傳授朱子學說。 徽州作為朱熹的桑梓之邦,徽人原本就崇拜信仰朱熹,“宜讀朱子之書、取朱子之教”,明 清時期更形成了“非朱子傳義不敢言,非朱子家禮 不敢行”的局面,這與徽商的巨大支持密不可分。?

隨著朱熹在民間地位的提高,其強調通過教育 “使之知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的思想深刻影響了徽州,各宗族普遍認同“三世不學問、不仕宦、不修譜,即流為小人”的觀點。 于是讀書進仕在宗族強大的徽州不僅是個人行為,也是公認的光大宗族門楣的大事。 族人躋身仕林在我國古代產權缺乏有效?;さ奶跫率切倘四比【錳厝ê徒檔筒撇畏縵盞淖鈑行У氖侄?。 因此,宗族子弟參與科舉進仕的行為得到宗族和商人的一致支持,這使徽人子弟獲得了較好的教育條件進而在科舉上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 對宗族整體而言,業儒入仕和業賈致富是振興宗族的兩條渠道, 因而富商和官宦在家族中的地位都很高。 在這種地域文化熏陶下,很多徽人迫于生計才棄儒從賈;而在宗族支持下興起的商人也樂意借助 儒學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 于是很多商人在經商過 程中并不放棄儒業,“恒一卷自隨”; 有的商人在致 富后甚至棄賈從儒,徽商“儒風獨茂”的聲譽因此鵲 起。 與之不同的是,山西的宗族制度遠比徽州薄弱, 單靠家庭的支持,山西子弟在科舉方面自然無法與 辦學條件優厚的徽州子弟相比。 同時,晉商的避親 用鄉原則也為個人職業提供了多種選擇。 因此山西 人對科舉入仕遠沒有徽商那么強烈。 山西商人在商 業上的成功則形成并強化晉商更務實和開放的“儒賈觀”,即商與士異術而同心、學而優可仕亦可商。

在山西,民間信仰的神靈同樣非常繁多。 僅就 晉商內部的各行業而言, 銀錢行業供奉金龍四大 王,票號供奉金花圣母,畜牧行崇祀馬王,鐵行供奉 老君,紙行供奉蔡倫,木器行供奉魯班等等,晉商普 遍信奉的神祗是馬王、天后、火神、財神以及神化了 的關羽,其中又以關羽和財神最為普遍。 絕大多數 晉商會館和商號店鋪內同時供奉關羽和財神,而所 有晉商會館都在正殿中位祀奉關羽,因此其地位顯 然又在財神之上。

其實關公崇拜在明代已經成為中國各地民間 信仰中影響最廣、神職功能最全的神人崇拜了。 明謝肇淛說:“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 莫過于關壯繆” 。 明李光縉在《關帝廟記》中也說:“上自監司守令 居是邦者,迨郡縉紳學士,紅女嬰儒,亡不人人奔走,禱靡不應,應靡不神”。 由此可見關羽神職功能的廣泛。 徽人對于講求忠信義氣的關羽同樣尤其崇拜,不僅各地建有關帝廟,還成立了“關帝會”以籌集資金進行紀念和祭祀。 可是,盡管關羽崇拜在徽州民間有信仰基礎, 關羽又被若干行業奉為祖師 爺,徽商并不像晉商那樣極度崇奉關羽。 我們認為, 除地緣因素之外,商幫治理模式應該是影響徽商與晉商商業信仰的因素之一。

從商幫治理的視角看,在歷史上具有“義薄云 天”美稱的關羽,代表了異姓兄弟之間的信義與忠 誠,晉人對關羽的認同和崇拜恰好吻合晉商約束同 鄉伙計機會主義行為的需要。 山西商人凡在異地經 商,一經發展便集資修建關帝廟,通過祭祀神祗強 化關羽崇拜,宣揚“忠誠信義”和“以義制利”的觀 念, 這不僅增加了同鄉伙計背叛商人的道德成本, 同時也有利于商人取信于主顧。 對徽商而言,關羽 代表的“信義”固然重要,但是朱熹的綱常倫理思想 顯然是約束同宗伙計更有效的意識形態。

總之,徽商和晉商所處地域所表現出來的在商 業習俗、神祗信仰、價值觀等意識形態的偏好差異, 并不是完全獨立于商幫興起與發展的文化現象。 根 據我們的推斷,把兩地區域文化的一些系統差異理 解為兩個商幫治理模式的差異所造成的影響也許 更為合理。 當然,必須指出,我們這一假說的有效性 目前還有一些猜測和推理的成分,只是看作是初步 的一個結論,關于商幫治理影響了當地神袛信仰的 選擇過程的理論的最終確立還有待于更深入和更 翔實的史料挖掘。?


七、總結性評論

在明代商幫興起之際,地域宗族制度發達程度 差異導致徽商和晉商分別選擇了不同的商幫治理 模式。 徽州自漢末以來逐漸形成了強大的宗族勢 力,徽商主要在宗族子弟中選拔經理和伙計,用族 法家規和傳統習俗約束同宗伙計的行為,其核心是 宗族家長對子弟的權威與控制;而地域宗族勢力較 弱的晉商則整體上放棄了在宗族內部選拔經商人才, 遵循避親舉鄉原則選擇同鄉出任經理和伙計, 并借助允許人力入股的股俸制和號規習俗激勵并 約束同鄉伙計的行為。 同時,不同商幫治理模式的 發展不僅固化了兩地宗族發達程度的初始差異,而 且內生選擇出降低商幫治理模式運行成本的商業 意識形態和習俗—— —徽商崇尚的“朱熹理學”思想 和“舉族遷徙”的經商習俗,晉商崇尚的“關公信義” 理念和“重遷徙”的經商習俗。 這就不難理解明清時 期的徽商尤其崇拜鄉賢朱熹,遍設全國的徽商會館 都修有“文公祠”專祀朱熹,通過宣揚朱熹的綱常倫 理思想強化宗族凝聚力; 而晉商凡在異地經營者, 一經發展便集資修建關廟,通過祭祀神化了的三國 時期同鄉關羽來宣揚“信義”觀念,從道德約束層面 對見利忘義、不仁不義的觀念及行為施加壓力。

我們的研究不僅有助于我們加深理解歷史上 徽商與晉商治理模式的異同和成因,而且還可以加 深理解商幫治理與地域文化、商人信仰之間的內生 關聯和有趣的互動。 對我們理解當今世界不同國家 的企業治理模式,尤其是中國企業如何形成自身有 特色的治理模式也會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有這么幾 個方面的啟發意義可以引申:首先,不存在一個獨 立于地域文化和經營環境的唯一有效的治理機制, 制度多樣性是不可避免的;一個有效的治理結構必 然會最有效地利用地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與其內 部治理進行整合,形成關聯博弈,從而節省企業內 的治理成本;徽商和晉商的成功也許正是它們找到 了這種有效的“關聯”機制(血緣和地緣)的結果。 其 次,中國企業目前尋求一個有效的企業治理的挑戰 在于,作為后發國,我們主要在模仿國外先進國家 (以美國為主)的治理模式,而國外企業的激勵系統 與其特定的地域文化、共享信仰相耦合,未必與中 國的文化環境、員工的價值觀及預期形成一致的組 合,因此如何構建一種真正與中國文化環境(包括 區域文化環境) 相一致的激勵系統是極為關鍵的, 如何創造性地實現地域文化與企業激勵系統的良 性耦合將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條件。


(作者單位:蔡洪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周黎安、吳意云,北京 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責任編輯:尚增?。?


資料來源:蔡洪濱、周黎安、吳意云:《宗族制度、商人信仰與商幫治理:關于明清時期徽商與晉商的比較研究》,《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


免責申明:本文僅用于學術交流,版權歸原作者和原發刊所有,轉載請注明出處。如果我們的行為侵犯了您的權益,請及時聯系我們,我們將會妥善處理該部分內容。



合作金融之夢

關于我們

“合作金融之夢”定位于打造獨立、理性、嚴謹的合作金融專業研究平臺,其宗旨是:探索合作金融事業的成功之道,共商合作金融行業的繁榮明天,分享合作金融研究的心得體會。

該公眾號由浙江理工大學劉西川副教授負責的研究團隊維護,我們不僅希望相關實踐者、政府部門工作者及研究人員能夠匯聚一堂、相互交流,更希望關心合作金融事業的年輕朋友加入進來!


?

公眾號

合作金融之夢

本公眾號由浙江理工大學劉西川副教授負責的研究團隊維護~

Copyright ? 福建商會信息聯盟@2017